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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

  2000年9月:阿克萨清真寺事件。一个听命于阿拉法特,从法塔赫分离出来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随即出现:阿克萨烈士旅。

  一回到以色列,就被迫到那个脏兮兮的医院去做各种检查。我觉得很难受,千奇百怪的痛楚时不时发作。因为受刑的缘故,我变得很容易受惊。多夫为此忧心忡忡,他一直陪在我身边,关切地守着我。

  “我看你从回来开始就一直惶惶不安。你怕什么呢?”

  “怎么?要我解释给你听?”

  “是的。哦不,”多夫纠正道:“我是想问:这是创伤导致的‘生理性反应’,还是因为过于忧虑导致的心理恐惧?”

  “前者,生理上的。”

  “真是的。这比较难以消除。”

  “很抱歉。”

  “这不是你自己的原因,”他安慰我,“归根结底,也是。不过会好的。”

  当然是我的错,我们犹太人,犯罪感从来都是最强烈的。

  医生过来了,脸色阴阴的,让我感觉不妙。他冲我笑。这更危险。一般来说,当他要放肆责备和教训我的时候,他总是皱着眉头的。如果冲我笑,那是因为怜悯,并非检查结果良好的表示。

  “很严重是吧?”

  “我还需要给你作些别的检查。不是心脏的问题。也不是神经上的,至少不是病因。情绪不说明问题。说到底,从你的报告来看,我不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。”

  多夫最先反驳他:“可是事实很清楚:她的神经受了损伤。就是这样。”

  医生否定了:“没有。刚才做测试的时候,她的神经很正常。没错,它们受了折磨,但是一切正常。是别的问题。”

  多夫不依不饶的:“就是神经上的问题吧?”

  “神经有问题,但这是其他导致病痛的问题所带来的。我们还没有找到源头。”

  “是生理上的,这不复杂吧!”

  “是生理上的但是我觉得复杂。”

 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,问他:“你要把我在这儿放上很长时间吗?”

  “不会。观察一两天,目的是为了采血样。”

  “花两天时间采血样?你说的,我受了‘折磨’,但是还没完全变傻!你对我隐瞒了什么?”

  “还要作些补充检查。”他加了一句,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,隐隐透着不好的兆头。

  “什么补充检查?”

  “真的没什么,要勇敢一点!我现在就做,免得你再疑神疑鬼。跟护士去吧,她会帮你做好准备。”

  我担心地问:“天,帮我‘做好准备’ ?什么检查?”

  “就是取点骨髓样本而已……”

 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。医生和多夫把我拉住。护士很紧张,跑出去叫人。

  “放开我,否则我揍你,我说话算话!我要出院!”

  “我亲自来做。你相信我,对吧?听我说,只要做得好,一点事都没有!很快!”

  “多夫,告诉他让我清静点,要不就没什么好结果!”

  “你就不能让她平静一下,等会儿再做吗?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神经不出问题……”

  “这非作不可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?好了鱼儿,勇敢点!我需要你的配合!来!我曾经给患癌症的孩子做过采样,他们都不抱怨,你反倒要和我扭扭捏捏吗?”

  看样子,他是要以情动人。

  “下流东西……你知道该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你。”

  他点点头:“没错,我太知道了,我算是认识你了。来吧,我保证尽我所能,让你尽可能不感到难受。得让我搞清楚你究竟怎么回事,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,也是为了那些有可能遇上这类情形的人。”

  一刻钟后,他开始了。多夫走到我旁边,使出浑身解数分散我的注意力。老天,时刻有人护着真是太舒服了。

  医生告诉我:“快完事了。还好吗?不算难受吧?我听不及……”

  “当然难受。不过这是表面的,所以没什么。”

  “表面的?”

 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:“表面上的难受,比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受得多。”

  “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你的骨髓。还应该分析你的脑部,你有点迟钝。好了,你看,做完了!”

  几秒钟后,我觉得从腰部开始,像是被放光了电的电池。又是那种灼烧的感觉,从脚到头漫过全身,和第一天的时候一摸一样。此时对噩梦重来的恐惧超过了身上实实在在的痛苦,我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。

  “你怎么了?我已经完事了,不会碰你了。”

  “你让我虚脱了。”

  “怎么会!你有什么感觉?哪里不舒服?告诉我们,说出来!”

  这回,真的是疼痛让我大喊大叫了。剧痛卷土重来,还有那种窒息的感觉。说给他们听?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拼命地寻找空气,就像个疯子似的在挣扎。我听到周围的人在叫我的名字,在摁住我。我感觉到他们把传感器装到我身上了。痛的感觉越来越猛烈,变得无法抗拒。我不知道心脏和脑袋哪个会先爆裂。和从前几次一样,心脏首先放弃了,我又进到了那片熟悉的轻柔的白雾之中,那么舒服,那么愉悦。老样子,他们的声音变远了,可依然向我飘过来。

  “她心肌梗塞了!”

  “我跟你说了,为时过早!”是多夫。

  “好了,心脏又起博了。她这东西真是结实,不可思议……”

  “以她受过的训练,会熬过去的!”

  “你知道我怎么看你的训练吗,你所谓的Schmock?看看这些年轻人,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!”

  “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!我们干得很好,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!想想她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……”

  “我想了。再做个采样。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。反正她还昏迷不醒。”

  几分钟后,我缓过来了。

 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: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,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。而且,是一个单间。

  多夫,那个医生,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,观察我的温度计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

  “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?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……醒醒,然后详细说说情况。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。”

  我勉强睁开眼睛,低声说:“不要冰糕。”

  “什么,冰糕!你没事吧?”

  “行了,看来这不是幻觉。我真的回家了。”

  医生笑了,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,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。

  “看到了吧,嗯?你放心好了,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至于你嘛,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,好吗?保证?”

  我向他保证。我目送他离开,又满心忧虑了。我心想,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。

 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,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。所以,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,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,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。研究花了不少时间,总之是复杂得很。有时候,某些成分被找到了,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;有时候,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,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。于是绞尽脑汁,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。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,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。

 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,早就该放弃了。

  还有一个办法,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。负责“行业对外关系”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,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——以物资的力量——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。没任何收获。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,而且很奇怪的是,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“常规成分”也找不到。事情变得让人灰心。看来,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。那个混蛋说他们有“市面上的最新产品”看来并非诳语。不管怎样,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,“很有吸引力”。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,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。

 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。这能帮助我“排出”一部分毒素,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,直到突然爆发,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,大白天,大街上,随时随地。

  遗憾的是,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。他们因此反对。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,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。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,但我没的选择。

 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,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,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。管他医生怎么说呢,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。

  2000年9月的一个早晨,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,美国人突然来了。一支特种部队,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,来和我们一起训练,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。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?热气蒸腾,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,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。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。拜“不合法”的Krav Maga之赐,我被钦定了,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,归我指挥。

 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。可惜的是,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。我们其实满怀嫉妒,对他们旺盛的精力,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,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,舒适的生活,以及从来不缺少的安全保障。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?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……而且是被预料到了的。前一天晚上,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,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。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。

  “和你们想的恰恰相反,他们不是毫无经验的新兵,而是经受过考验的人。所以要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。别把人家当蠢驴似的作弄。有什么问题吗?”

  “他们在什么地方打过战?”我们一个胆子大的同伴讥讽地问了一句。

  指挥官强调一遍:“我说过了,要以尊敬的态度平等相处。还有问题吗?”

  没了,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。

  一大早,我们开始等。我们穿戴得很整齐。最终衣服又回复到了刚起床时的模样。快到晌午了,热气也足以把它们给收拾了。

  几辆豪华车到机场去接的那些美国人。到总部的时候,我们看着他们从车上下来,嘴角挂着笑,一人一个大箱子,还有一个体积可观的运动旅行袋。对我们来说,这个第一印象很糟糕。等到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箱子,表情无邪地把那些最新款式的运动同品往外掏的时候,我们开始无比嫉妒。我们为自己对潮流的无知而拘束不安,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土拉吧唧的衣服也让我们很不舒服。

  在这种部队里,总会有那么一位杂志封面般的健美先生。他们也不例外。此人叫安东·朱尼奥,我们把他的名字引申为“意大利安东尼奥之日尔曼版”,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个。

  我们一个同伴小声嘀咕说:“薪水也最高,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从此就和一个有向意大利人发展趋势的美国日尔曼人为伍了……”

  安东有一顶帽子和几套特轻材质的衣服,外面加有防阳光辐射的涂层,里面是最新式的透气布料“吸汗并保持干爽”。他不像我们,裤线笔挺跟汽车履带压过似的,而是脚蹬轻便鞋,鞋上带有“在任何环境下都保证双脚清新的气囊装置”,鞋底式防滑的。他还有一副镜片质量上乘的太阳镜,设计讲究能固定在头上,一块有指南针和GPS卫星定位的手表,一个超轻材料的背包,一把比我们至少轻一公斤的枪。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抹不开面子的人,也凑过去仔细研究他最后拿出来的宝贝:一个类似于五加仑汽油罐形状的小水壶,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材质,既坚固又光滑。

  “这个壶用途很多,有最新式的温度调节防护层,”他很骄傲地为我们讲解,“重量只增加了一点点,但能在五个小时的阳光暴晒之下保证水的新鲜度。我曾做过试验,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,到晚上,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!”

  第二天,我们出发到Neguev沙漠进行拉练。神奇水壶“增加的那一点点重量”显得分量不轻。而且,安东老是打开喝水,进了空气,时间一长,变得和任何一个水壶里的水一样热,眼看着水在减少而热气在增加。在他做那个了不起的试验时,当时水壶无疑是关得紧紧的。出发三个小时之后,当安东把水壶举到嘴边,他又迅速挪开了,露出恶心的痛苦表情。

  “水质不行了,”他抱怨说:“我不知道这壶出了什么问题……肯定是碰了一下,把防护层损坏了。”

  恼怒之下,他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到地上。我们冲上去拦住他。冲得最快的那个同伴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水壶。

  “你有病啊!如果你不想要这些水了,给我。”

  “你想要就拿着吧,都臭了!已经变热了。”安东轻蔑地回答。

  “对我来说,只要是液体,那就是好的。”同伴嘀咕着,一边把水往他自己的水壶里倒。

  同伴还有不少水,我们都是,所以加上一点就满了。他把余下的递给我们,大家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,很宝贝地分了——兵龄越长的,越是训练有素,比新手更容易储水。我们把“重量极轻”的空壶还给安东,他把壶翻来倒去,想找到“将防护层碰坏了的撞击”痕迹。

  这些美国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表现出惊人的无知。在他们打听即将到来的犹太新年的时候,其中一个表达了思乡之情。他问我一个同伴:“被‘剥夺了’过圣诞的权利一定很难过吧?”

  我的同伴回答说:“不知道,我从来不过圣诞。如果你是问我,不过斋月是否很难的话……你觉得呢?”他问我,想找个帮手。

  “我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。每年斋月的时候我都在国内。每次都要增重好几公斤!”

  “你真会开玩笑,”安东开腔了,同时在他同伴的背上拍了一下,示意他必须大笑,因为他自己早就迫不及待地笑开了。

  “怎么是玩笑呢?”我们惊愕地问。

  “斋月是禁食的,你怎么可能长胖呢!”安东说,还是对着他的同伴,不过笑得没那么放肆了。

  “又是一个对东方禁食习俗1完全无知的人……”我的同伴小声嘀咕着。

  傍晚,训练房里其热无比。孤零零的一个吊扇送来一点风。平时多夫都会关掉它,怕造成和实际环境的差异。这回我们走运了,他决定让它转去。尽管如此,美国人还是受不了,不断抱怨和抗议。

  “我还以为以色列到处都有空调呢!”安东很不高兴。

  我们没必要搭腔。一来是他说话的腔调让我们很不以为然,再则我们有严厉的纪律约束:只要到了这里,大家都闷头苦练不准说话。我们全心全意地做着精神准备,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以活动关节,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,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安东把这态度看成是瞧不起人,被激怒了,他气冲冲地抓住我们一个同伴的袖子:“我问你们呢!你们至少也该回句话吧!”

  “想凉快吗?那就保持冷静。”同伴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,走开了。

  多夫开始训练。按照老习惯,每当有访客,他的训练量就会加大。我们了解他,对此早有心里准备。或许我们该事先给这些美国人通报一声。出于良好的愿望,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结果在头十五分钟上就筋疲力尽了。

  安东红扑扑的脸已经灰白一片,问我:“这得持续多长时间?一个小时?”

  我小声告诉他:“两个半小时。”

  “什么?”他大叫一声。“还有别的吧?我们不可能两个半小时就一直这么练下去吧?”

  “不,正是如此。这会儿嘛,还只是热身而已。”

  “你骗人吧?开玩笑?这是什么鬼的训练?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干这种苦力的,”而是“到阿拉伯人的地盘上去工作!”

  我点点头,开始解释给他听:“你知道,执行任务是非常艰难的,具备好的忍耐力比较重要,在那些地方……”

  可是安东打断我,质问多夫去了,后者假装没看见他。这还不足以让这个美国人放弃:“嗨!多夫!”他大声喊,整房的人都听见了。

  我们中间响起一些耳语声,表明了大家的不安。这家伙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教官的名字?这不单轻率,还很危险:他很可能会激怒他的。多夫转过身来看着安东,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,就像准备咬人的獒狗。

  安东还在嚷:“多夫,你告诉我,这样的训练真的要持续两个小时吗?你知道的,我们今天已经做过一次拉练了。”

  “是吗?拉练?”多夫反问,礼貌得有点过分,还是那副怪怪的样子。“您没有看过训练计划吗?确切地说,是两个小时零三十分……”

  安东还不作罢:“问题是,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,我们会耗尽力气的。”

  我们中间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。多夫笑得更欢,牙齿毕露,我们都不认识他了。我碰上一个同伴担心的目光。我明白。我过去抓住安东的肩膀,把他拖回原位。

  “可是……”他声音宏亮地表示不同意,“我在说话呢,和……”

  “不和谁。现在要做的,是在连累道我们大家之前先闭上你的嘴。”我咬牙切齿地,小声威胁他。

  安东这才发现这些冒着火的责备的目光,多夫的古怪表情。后面这位重新开始训练,不再多看他一眼。他迟疑了一下,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

  “我干什么蠢事了吗?”他问我,稍稍有点不安。

  我去找安东,准备带他去食堂,那儿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,款待客人在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晚上。我看到他躺在床上,已经睡熟了。陪我去的同伴把我拉到后面,悄声问我:“坦白地说,如果你是阿拉伯突击队员,会放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吗?”

  我打量了一下他这保养得很好、无比健康、营养过剩的身子,肌肉很不均匀,臂肌和胸肌高高隆起而背部和大腿却平平如也,没有任何耐力,脆弱显而易见。

  “不,当然不会。”

  第二天早上,我正要和部队一起出发去那边占领区,指挥官叫我去一趟。我走进办公室,他把窗帘放下,瞥了我一眼:“他们自己出发了吗?”他笑眯眯地问我,对我这可是很少见的。

  “没有,他们在等我。”

  “哦!”指挥官哼了一声,有点不快。“等着,我去安排一下。”

  他走出办公室,我听见他在和秘书交待:“去和部队说一声,今天不要等队长,自己先去,我有工作要和她谈。”他回来的时候面色好看了许多。

  “你有比带队更重要的事情要办,”他对着我说了这么一句,好像是在证明出发的命令已经令行禁止。

  我表示了感谢,然后看了一整天报告,为下次任务做准备。到晚上了,我部队的人争先恐后地回来了,冲到我的办公室里,一片抱怨声。我试图安抚每一个人。真是一场速度比赛。

  其中一个抢先说:“我陪的那个,和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阿拉伯人打招呼,‘你好鲍比’!他说人们会对自己取了名字的人不那么害怕。如果说这表示他对每一个过身的阿拉伯人都心存恐惧的话,那就见鬼去吧伙计!”

  “至少你不能责备他对危险没有警惕性吧。”我想让他平静下来。

  “他拒绝喝茶,要求喝啤酒,下午的时候他又把水给扔了,因为有异味。”另一个开始汇报了。

  “等他觉得渴,就不会这样任性了。”

  “我陪的那个想扮成阿拉伯人,可他白得像个丹麦人:太阳一照就跟大红虾似的!帮他找到一盒化妆膏还差不多。有他在我旁边,人人都把我当成游客:我一辈子都没丢过这种脸。”

  “挺好嘛!这样一来,你伪装得很逼真,没人会识破你。”

  “安东把他那块有测时-日历-罗盘-卫星定位功能的007表给弄丢了。他坚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!你说这严不严重?他不听劝告,把我甩了,自己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。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,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!”

  “有意思。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‘改装表’送给安东,让他明天再去雷马拉走一趟?”

  “还有更糟的: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,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,向我表示谢意吗?才不呢,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!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同我的做法,他说,他要向‘你’的上司投诉。顺便说一句,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办公室呢。”

  “好啊,那又怎么样?他已经习以为常了。”我叹口气。

  “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,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。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,也告状去了。”

  “没什么,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。他们够小气的。”

  “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,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,是波士顿来的!”

 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,调侃他说:“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?”

 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。我手忙脚乱,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。随他们去了。

  “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!他们完全不懂,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,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。是根深蒂固的仇恨。那些阿拉伯人,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!你去和他们说清楚……他们太轻率了……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,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。我们受够了,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……他们不能渴着……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……他们的口音真可怕……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!我们到处无所顾忌,也无意收敛。”

 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,等着他们自己闭嘴,可他们怒气未消。同伴们看着我,目光闪烁。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。我问:“还有什么?”

 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,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,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。有点迟疑。

  “你知道吗,那个小队长安东,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?”

  “安东又怎么了?”

  “下午回来的时候,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。你知道,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。”

  “没错,我看过,由人领着参观‘情报处’。然后呢?”

  “然后安东说,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,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。”

  “他说什么?”

  “你不是听见了嘛。”

  我应该控制自己,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,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。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:“是有点‘破烂’……怎么说也是旧了点……”

  他们看着我,有点泄气。我想,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。

  “够了!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!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!”

 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,继续报告:“他说,‘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,这哪里是什么电脑,这是散热器呢’!”

  “让他们见鬼去吧,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、衣服一起见鬼去吧!明天,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。”

  我们真这么干了。丢起来也不容易,他们太好识别了,那些勇敢的人——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——总是飞快地追上来,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“我们的朋友”一起走。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。傍晚的时候,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,我们终于逃之夭夭,自己回了总部。不用说,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。我早料到了,这是该付的代价。

  “你怎么敢?”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,“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,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,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?”

  “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,他们就在哨卡旁边。士兵都看着他们呢。大太阳的,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‘材质特殊的衣服’。”

 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,指挥官向我宣布,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。离开办公室的时候,我转身对着他,心情有点复杂:“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?”

  他告诉我:“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,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。”

  “两百米外那个吗?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?”

  “不管怎么着,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,”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,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,与此同时他耸耸肩,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。

  几个月后,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。是寄给大家的,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,署上名。信封上,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,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,用括弧括起来了,“不友好”。

  这天早上,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,有医生,大头儿们——乌里也在其中——还有小头头们,包括我的“顶头上司”指挥官。一如既往,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。

  他声称:“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。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。”

 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:“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。”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。

  有人建议:“如果我们给她一个‘职务’让她自己去干呢?”

  接下来,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,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。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.我试着告诉他们,说安排起来并不难,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。

 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,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。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,只是立场过于温和。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“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”。他建议多练习。

  那位医生呢——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,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——他一点也不含糊: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。他证实,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。他总结说:“从概念上来讲,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甚至可以谈谈‘精神’训练的问题。”他的报告帮了我忙。

  第一次,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。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,说明我的立场。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,我便换了一个角度,说得头头是道:任务往往艰巨,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,再想办法达到目的。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,这使得我停滞不前,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。为了达到“被动力量”之效果,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,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。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,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保证。

 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,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:给我完全的自由。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,他们开始转向什么“战略分析”,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。

  讨论再次卡壳,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,画了个句号:“暂时就随她吧。”

 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:“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?”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。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,也还显得可信: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,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,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。他盯着我的两眼,最后下了个结论:“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,被动也好,不被动也好,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。”

  对他们告一段落,对我也告一段落。大家都满意了。

  2000年10月12日: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,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。

  一次大范围的“整顿”。一帮“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”跑来巡查队伍、营地、装备和训练情况。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,鼓舞士气,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。

 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,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,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。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,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。

  有个为我们准备“年度总结”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。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,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,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。他无所不知,无所不晓,无所不能。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……趁我不在的时候。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。什么东西。

  我保持耐心,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,“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,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,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……”,我心想,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,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。

  “你为什么这样看我?”

  “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……”

  “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: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。”

 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,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。可笑之极!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?在他眼里,什么是“东西”,什么又是“人”和“什么也不是” ?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?一件东西?什么也不是?反正不是人。

 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,他们就不可能“什么也不是”。这是明摆着的。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。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。但那又是什么呢?国籍?理想?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?这值不值得呢?没有人可以评判。我更倾向于相信,正是上面的人,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。

 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,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,忍无可忍。他自以为是地认为,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,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。照他这么说,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,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,找出危险,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。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,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?“谁也不会想到,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……”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。饶了我吧……

  开完这“通气会议”往外走的时候,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,说:“对这种小把戏……”

  “这不是什么把戏。”他生硬地打断我。

 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:“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?”

 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,没有答腔,面无表情。

  2000年11月2日:耶路撒冷Mahane-Yehuda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。两死十伤。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。

 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。一个磕巴也没打,我们都被他的表演给迷住了:手手牌都一气呵成,没任何间隔。我鼓足勇气,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:“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?”

  “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,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。”

  “为什么?”

  “一旦意识到赢了,我就会开始判断,就会输。”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。

 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。该把这叫做直觉呢,还是鲁莽?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这样对待他的部下,我觉得非常反感。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。我起身往外走。走到平台上的时候,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:“你正在大获全胜。”

  立竿见影。他一犹豫,节奏乱了,出了一张臭牌。他气疯了,把鼠标往桌上一丢,冲着我:“你给我滚!”

  没错,我早滚了。

  2000年11月20日:负责接送Kfar-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。两人身亡,九人受伤,其中有五个小学生。

 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。抓了很多人。我说很多,已是成百上千。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,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。急需找到解决办法,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。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,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。以色列人已经撤军,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“亲犹”叛徒的危险。可是一年的时间,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,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。

 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,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?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,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?我不清楚,也等不及事态平息。我动身了,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。

 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,我上了一辆出租,直奔市里的商业区,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。一个联络员接到我,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,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。在那边,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。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,过了边境线,在到达“工作点”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。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。我有一种警觉,更准确的说,是一种预感。

 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,五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对他所知甚少。可是,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。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:“看啊,看看,好好看看!你什么也没看见吗?你应该能看到的,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,你应该能察觉的,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!”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,耳朵,心,胃,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,还是什么也没看到,我很恼火。

  “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?”

  “没有,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。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,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。”

  毫无疑问,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。

  “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,我自己接着走。”

  “你疯了?坐公共汽车,你得花上两天时间,而且至少倒六次车。”

  “这无关紧要。按我说的做,然后你直接回家。”

  他服从了,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,自己开车走了。还比较运气,只等了四十来分钟,车就来了。在第一个关卡,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。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。他们互相打听,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,这个男人是什么人。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,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。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,亲戚也会互相举报。在这个美妙的国家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

  坐着公共汽车,我顺利过了关。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,到下一个关卡,所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。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,更倒霉的是,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,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示抗议,把这长官给围住了。

 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,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。接下来就复杂了。由于场面失控,审讯无法进行——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——,也无法核实身份——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——,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辙,也就是大发淫威。为了镇住大家,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,再关上一部分人。

 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,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。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。至少暂时如此。第二天,他们宣布,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,一百公里之外,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。我使劲地琢磨:这么长的路程,这么糟糕的路况,我还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。他们肯定会睡觉。如果我跳车,他们可能会开枪。问题是去哪里,怎么去?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,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。横穿旷野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,何况我没有食物,也没有钱和证件,更别说接应的人了。

 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,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。虽然计划被打乱了,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。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,不过如果我想完成任务的话,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。记得有人说过,要敢于随机应变……干我们这行,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:见机行事。

  和我一起被抓的这些人远没有被制服。上卡车的时候,突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。士兵对付他们的是棍子和枪托。乱成一团,受伤的,头破血流的,手断脚断的。我想,这会儿可不能把Krav给忘了。我躲过一下,反击,然后从摔倒的士兵手里把棍子夺了过来。在一片混乱之中,我决定抓住机会,只要打倒一个,我就溜之大吉。手里有了棍子,我很容易就把前面这拨士兵给冲开了,夺路向一辆正在轰轰作响的汽车跑过去。倒霉啊,几个士兵同时跳过来了,我膝盖上猛地挨了几下,接着背上一下,大腿上被踢了几脚,还被猛抡了一棍。总之,不是反击的最后时机。

  疯狂的场面又持续了一会儿,然后是吼叫整队,我被扔上卡车。好几个小时的路程。到军营里,我们在逐个受审之前先被关了一整天。轮到我,除了坐下的时候出点状况,还算顺利。一个叙利亚的上校坐在桌后,我缩在他对面,周围有几个卫兵。有个细节让我心里一动:桌上摆了一台很不错的电脑。我看了一眼和网络对接的连接线。老款型,不是RJ45,而是粗圆头的,插头那种,没有像电话线头上那样的安全止回阀。我想把它拔下来,可坐得太远了。瞅准机会,我突然站起身来,往办公桌走过去。一个卫兵狠狠给了我一下,我倒在地上,把连接线悄悄扯掉了。

  如愿以偿。过了一分钟,上校先生嚷嚷网络坏了,要把“网络维护人员”叫过来臭骂一顿。看都没看一眼连接线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进行,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信息工程师的名字和头衔。不难找到他的办公室。只要找到他的机子,也就不难用上老办法。我只要查一下他机上的连接记录,看看哪个是刚刚断开的。有意思,简直是小儿科。

  信息工程师一来就发现连接线掉了,他很快醒悟过来,阴阴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装傻,别人也都没在听他的怀疑论断。上校还在骂,说“好多地方有问题”。工作范围不同了,工程师的活儿一时完不了。

  趁他们全都围在屏幕前,我站了起来。没人管我。他们忙着向工程师证明“好多地方有问题”。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。他们还在继续骂人,没谁注意我。我把挂在办公室角落里的钥匙圈拿过来,又走了两步,到了门外。我把手铐打开。

  在楼的入口处,我问到负责计算机的上校办公室怎么走。一个秘书很热情地指路。我去了。办公室没人,数据服务器是打开的,已经登陆。不需要密码,也不需要其他诸如此类的步骤。我开始操作。

  五分钟后,工程师往回来了,一路骂骂咧咧。我身上有一个微型喷雾器,用来脱身足够了。继续。我听见走廊里的叫声。上校在找我。秘书说我问过信息工程师的办公室。嘈杂声逼近了。我跳到门边看了看。他们有四个人。对我来说太多了点,我只有对付两个人的药剂。再说工程师也没带枪。

  我飞快干完电脑上那点活,又飞快验证了一遍。可以了。我把门大敞开,躲到门后。他们冲进房间,没看见我,我迅速溜了出去。去大门时间不够了,我冲进带窗户的第一间办公室,跳了出去。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时,我已经跑出老远了,可惜我的膝盖被昨天晚上那几下给弄伤了,痛得很利害。突然,气喘不上来了,眼前发黑,耳朵里尖鸣。我好歹在他们追上之前钻到了一辆汽车的下面。我一动不动。他们到处搜,就是没有弯下身子。这种最基本的老一套,屡试不爽。不过还得碰碰运气,找到一辆排气管噪音小又不会立马发动的车。这很不容易。

  夜深了,我爬出来,关节都硬邦邦了。上车,慢慢出发。一路没碰到路障,畅通无阻。我顺利到达先前那个接头人住的村子。我本该一刻不停地离开这地方,可是我没有。绝不能让这个联络员就这么完了。我帮不了他什么,但是至少可以警告一下那些告密的人,他们玩的是危险游戏。

  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热情接待了我。他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,那两个最小的孩子还是我看着生下来的。

  “你来了!”她喊起来,“阿拉是仁……”

  “仁慈,对,对……你好吗,达米拉?有什么消息吗?”

  “他们把他抓走了,你得帮帮我们。”

  “我知道,可现在怎么样了?你能去探他吗?”

  “这太可怕了,太可怕了,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”

  “如果我做的到,达米拉。你知道,如果阿拉要我做些什么,我会的。”

  “你一定要帮帮我们!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啊?他们会杀了他的。他们说他是叛徒,他们要杀了他的。”

  “你确定吗?”

  “是的,他们要杀了他的。”

  “可是,我帮不了他。”

  “你一定要帮帮我们!孩子们,去跟她说,要她一定帮帮我们!”

  约瑟夫,就是最小的那个,才五岁。他抱着我的腿不放。孩子是我的软肋。战争我喜欢,但不是和孩子。我所想像的是大人的战争,好人一边,坏人一边。如果对面站了一半坏人,四分之三的好人,还有蹒跚的孩子,这不是我能接受的游戏规则。

  我的目标很明确:那个本该小心行事的倒霉家伙就随他去吧。我不想管他。我只想找到那个告密的表兄,然后把他干掉。再说,如果我不采取一点行动,他们会丧气,会失去对我的敬畏,甚至可能出卖我。孩子们粘在我身边,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。他们一夜都在和瞌睡作斗争,为的就是不要错过我第二天一早动身。他们还是没抗得住,我一大清早爬起来,只叫醒了那个十七岁的老大。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,他必须参加这次惩罚行动,而且既然生在这个混乱的世道,他有必要了解一切该怎么进行。我找到那个表兄,做了该做的事情。他跟着我。他很害怕,根本没了为父亲报仇的心思。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慰他,为的是不让其他人看到他这副样子。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家中,在翘首以待的家人和邻居面前,他趾高气扬起来,俨然一副他自己指挥了这次行动的样子。

  我看他表演了一番,然后悄悄站起身准备离开。我感觉有只手拉住了我的衣角。约瑟夫,又是他!

  “你怎么了?去听你哥哥讲故事吧,我走了。去,到那边去!”

  和他那些只对报仇行动中的血腥细节感兴趣的哥哥们不同,这个小家伙爱他的父亲。他要我帮忙救他父亲。我沉下脸来。孩子仍然在恳求,耐心的,小心翼翼的。我把脸板起来,冷若冰霜。他不放弃。我装作要去和他母亲说话,从后门溜了出去,上车,发动。我怎么可能为了满足一个孩子,就去闯军营呢?就算我做到了,他们以后又能怎么办?这一大家子又能去哪里?

  从后视镜里,我看见约瑟夫跟在汽车后面,拼命地跑。我踩下油门。

  走出三公里,车胎爆了。在这种满地碎石的路上,常发生这种事。我着手换胎。千斤顶的把手断了,我耽搁了不少时间。他们怎么回事,总是这些破工具?我等于没了手柄,又气又累。我在地上躺了足有五分钟。老习惯,我干脆睡了一觉。这些天超负荷运转,一刻不停,睡一觉感觉会好点。这里没人路过,没什么危险。突然,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弄醒了,很轻很轻,就像是有小动物溜到了车子那边。我睁开眼睛,跳了起来,只见在离我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,有张脸红扑扑的,充满了高兴、希望和激动……约瑟夫。

  “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,仔细看了看……只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小人儿,正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呢。‘对不起’……”1“爸爸他说过,需要的时候你总会在的。”

  梦醒了。醒着呢。

  “别说了!我们就去想办法帮他,你那愚蠢的父亲。”

  突然间,千斤顶的把手不那么短了。我动作迅速地把胎换好。我们回到村里。我苦思冥想,想找到一个不那么自寻死路的方案。从笨蛋变成傻瓜而已,总之还是疯了。就像多夫说的,荷尔蒙的变化会让女人同情心大增。这话应验了。至少,基本上应验了。

  我从他家人和邻居中间挑了几个志愿参加的人。人手倒是不缺。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,总之是害怕被人说成“背叛”了父亲或者邻居啊,朋友啊什么的。我就这样找到了一队帮手。他老婆在探监的时候“看到”过关人的地方,我费了老劲——为了让她情绪平静下来,给了她两巴掌——才让她详细描述出那里的具体情况。我给每个人布置好任务,环环相扣。我又威胁了老半天,那个老大总算去当局那里告发了我。顺顺当当地,我被抓住,由两个士兵押到牢房。整个晚上,既没有长官提审,也没有飞电传书:上报要等到第二天。

  我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两个沉睡的士兵给解决了,找那个傻父亲也没费周折。我们穿上那两个士兵的衣服,向最近的出口走过去。当班卫兵还是问了一句,这么晚了去哪里。我希望联络员能用他那沉沉的声音回答一句。哦老天,他慌了,拔腿就往外跑。卫兵端起了枪。我一把将他击倒,也开始跑。凭着那把冲锋枪,我们用火力掩护着各就各位的同伴。到现在为止,一切都还顺利。我们趴在隐蔽处,向追过来的士兵还击,将他们堵在远处。

  这时候,两个最小的孩子应该是呆在卡车里不动的。没这种好事。约瑟夫,那个小王子,一看到他的父亲就猛冲了过来。我扑上去截住他,直接把他往前面抛出去好几米远。回身趴下的时候,我肩膀中了一弹。正如所料,孩子见我摔倒,大叫一声向我跑过来,一下跪倒在我旁边,他被两颗子弹打中了,一颗打在腹部,另一颗在头部。他倒在我的怀里。我感觉到他的小手蜷紧,头垂在我肩上,血和我的流在一起。我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嘎然而止。我像是就此过了一个两个世纪。不用说,我从此将受不了再谈论和他有关的话题;不用说,当某些晚上回忆重来,朋友就会听到我喋喋不休,大讲白痴笑话。

  一个感情丰富的小人儿,那么聪明,那么善解人意,那么勇敢,心里有那么多的爱。真的,他是这残忍世界里的一个异数。他这样的人儿,怎么可能存活于这样一片土地?我们不得不毁灭一些东西。我们没有选择。我们失去了同情心。或者说,我们假装失去。总之,大家都只能如此。

  说说我的伤……执行了各种各样的任务,到目前为止我还算幸运,腿上中过一枪,但只打中了肌肉:痛则痛,没有大碍;另一枪擦破左臂,表皮伤而已;还有一枪险些打中我的头,但“不过是”受了极大的震荡,除了昏睡几天、神经受损和头痛之外,没有其他后遗症。

  这一次,子弹打进了左肩。血肉模糊,肩骨碎成十几片,弹片也在里面炸开了。

  难道我不能像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吗,被打中,爬起来,继续往前冲?从未受过这么猛烈地撞击,左手的枪飞了出去,我人则飞向相反的方向。刚开始,肩上像是有千斤重担。紧接着,全身痛彻心肺,心就像蹦了出来,每吸一口气,肺就跟炸开了似的,满嘴血腥味儿。头昏,然后是眼花,视线变得模糊不清,我觉得自己是在向一片红雾里跑,越来越浓,旋转,旋转,旋转……

  我说不出是生还是死。痛到极限的时候,我反而掉到了一片无痛之地,没有时间,没有尽头,没有恐惧,没有痛苦,没有内疚。永恒,迷人。就让我慢慢走到这片天堂里去吧。世界因此而显得那么飘浮,虚假,那么让人厌倦。所有的忍受都毫无意义。多好啊,永远地解脱。

  联络员赶到身边,把我扔上卡车。我还感觉到,他把儿子的尸体扔到了我身上。我们一直开,直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村子才停下来。他们找来医生。神智不清之中,我听到他们要我放松,要给我动手术。光是取那颗子弹和四散的碎骨,手术就持续了八个小时。他们没办法继续了,因为我失血太多。该死的弹片就随他们去吧,医生把伤口缝合,全力止血。整个手术只用了一点土法配制的麻醉药。他们用樟脑和薄荷调制的药膏为我退烧,每隔一个小时给我灌一碗药水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说是用来恢复体力,这药水极其反胃,我喝两碗吐一碗。治我的法子有多少,我受的罪就有多少。没有西药,没有抗生素,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找不着。完全靠自行恢复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茶水里放了什么,反正见效了。

  高烧昏迷了好几天,当我终于醒过来的时候,我坚信自己已经下了地狱。没办法呼吸,说不出话,每动一下都翻江倒海地痛。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人,这些勇敢的人,一再安慰我,一切都会好的,他们会把我从这儿送出去的。我想对他们说:老天,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吧!

  稍好一点,我们就上路,一站接一站。路况极差,我痛得彻心彻肺,每次清醒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。好不容易,到边界了,回家了。瞬息之间,另一种语言在我耳边响开了,声音那么的热情洋溢,还有现代文明,空调,无处不在的喧嚣,氧气,输液,医院,以及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以色列大夫,他们替代了苍蝇的位置,在我眼前飞舞。上百种的检查又来了。

  我又变得自弃。一个同伴过来陪我,守在身边不断鼓励。他握着我的胳膊,就在约瑟夫曾经握过的地方。这只手带来的感觉,令我陷入了无边的苦痛。一如通向地狱的路就在眼前铺开……我只有一个念头:从这个充满苦痛的地球上消失,永远。

  接下来所经历的,和以往没什么两样。我回复了常态。

  从情报效果来讲,这次任务非常成功。系统运行出色。我因而得以消停了一段时间。我甚至受到一些大人物的接见,听了无数的表扬,以及对于未来的所谓许诺。对于眼前一切,我找不到特别喜悦的感觉。

  这次任务给我本来就不太正常的神经系统带来了新创。我察觉到,我的自控能力已经一落千丈。我正滑向危险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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